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曹旅宁。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东周与秦代文明》，李学勤著，文物出版社，1984
《法制史论集》，中田薰著，岩波书店，1985
这四部书，对扩大我的学术视野，特别是对我近年的科研写作，无论在观点还是资料方面都有相当的帮助，而且，当年见到读到这四部书，都还有点意外之感。
顾颉刚（1893-1980）《秦汉的方士与儒士》是一部九万余字的小书，语言通俗，没有注释。我在湖北黄石购读的是1983年第二次印刷本。“文革”后闹书荒，据说1978年初印本在西安新华书店一上架便被抢购一空，顾门弟子史念海先生也未购得，只好驰书北京顾先生处索赠。1985年我曾在陕西师大图书馆教师阅览室见此书民国印本，题为《汉代学术史略》。当时为学习日语，我还在陕西师大图书馆借得日本学者小仓芳彦的日译本，日本学者很是仔细，为顾先生这部书中的每一句话寻找到出处，补做了注释。当年我在所购该书目录页留下了这样一行题记：“豁然开朗的田地，这是我唯一的感觉！”
这部书的中心是秦汉两代的思想文化建设。如秦始皇不许人读书、“焚书坑儒”及推行“挟书律”，汉朝皇帝以功名利禄、立博士官与否，引导人民的读书倾向，秦皇汉武泰山封禅以获天命，叔孙通制朝仪强化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等等。近年来我根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秦令资料，对秦始皇祠祭史事有所考释，同时根据新公布的张家山336号汉墓及胡家草场12号汉墓所出《朝律》简对叔孙通朝仪的考索复原，都是受顾先生这部书的启发。
李济(1896-1979)《安阳》一书指出：“从安阳的发掘中人们还可以认识到，中华帝国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曾区分为若干部落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的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安阳殷墟外，后来还先后发现了陕西城固的宝山文化遗址，武汉黄陂区的盘龙古城文化遗址，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017年前我曾有幸参观殷墟博物馆，首先被龟板、牛胛骨上的卜辞文字所震撼，殷墟有文字，这是宝山、盘龙城及三星堆文化遗址所远远不及的，我在殷墟博物馆还看到一片刻有甲子表的龟板实物，对其中体现出的数字时间观念感佩不己。里耶秦简中有公办学室弟子（学生）须学习甲子表的记载。张政烺先生《六书古义》认为六书即甲子表：“六甲与阴阳五行相表里，为一切‘迷忌’之基本，在古人为一极重要之知识，自日常生活之吉凶趋避，以至学习九流兵书术数方技之学，莫不需此。是以小学首学习之。其制渊源甚古，历汉至唐，犹未衰歇。”
李学勤（1933-2019）这本蓝色封面、侯外庐行书题签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是我读大学第三年时购读到的。本书前半部分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国分类，将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以二重证据法为路径，概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分布，后半部分以名物类型分类，概述每一种名物在此历史时期的特点与演变，全书特点即是充分证明传世文献的真实可靠性，资料集的意义更强。其后记提到本书的起因是张光直先生发起的上古史写作计划，张本人写了《商文明》，约定其他几位作者分述其它时代。
《东周与秦代文明》为读者重构了这一时期的立体历史画卷。后来我在阅读这本书的基础上，在中大图书馆中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大体浏览了一遍，这对开拓我的学术视野大有裨益。在我撰写以秦律为题的博士论文时，还注意到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版序言中指出：“我们知道，由于秦人烧灭故籍，司马迁著《史记》时许多方面只能依据《秦记》，所以以往的学者总以为对秦的认识比较准确深入。近年来有关秦的考古发现，却提出了很多全新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奴隶制方面的，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这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新切入点。李先生的这个分析跳出了古史分期的樊篱。著名法制史专家高恒先生三十五年前便主张秦代存在没有刑期的罪犯奴隶，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其后出土的里耶秦简中便有官方买卖徒隶（罪犯奴隶）的记载，证实了高先生这一观点。湖南益阳兔子山汉简有官员出差长安携带奴婢以便在旅费不足时变卖的记载。2023年秋我在开封河南大学纪念朱绍侯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听到赵世超教授的发言：“朱老师如果著成一部《秦汉史》会是怎样？政治上军功爵，经济上名田制（农民必须种份地，当时人口不多，一两千万人口），政府半军事化，社会性质奴隶社会。不肖子孙衰败，豪族地主兴起，魏晋封建化。魏晋封建论代表人物：朱的导师陈连庆先生，还有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先生。朱显然也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其间法律与社会、法律与阶级结构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有简牍和帛书帛画的专题。近年来的考古大发现更提供了许多李学勤先生未能寓目的资料。如2021年6月荆州王家咀M798楚墓新出楚竹书《孔子曰》《诗》《乐谱》，与三十八年前在西安听黄永年师目录学课时，黄先生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只有节目单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孔子曰》有些内容见于《孟子》，是因为孟子受学于子思门人，子思受学于曾子。《孟子》书多记孔门、曾门事缘由即在于此。荆州楚竹书《孔子曰》与安大简《仲尼曰》有接近之处，安大简亦有《诗》，反映出孔子学说由鲁南下至楚的路径。故《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外，尚有《楚论》。荆州新出楚竹书《孔子曰》年代一定在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公元前279年）之前。观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前后地图，可知此前《孔子曰》（《论语》）是如何由鲁南传至楚地的路径。黄永年先生曰：研究孔子，《史记·孔子世家》都靠不住，只能靠《论语》。现在看来《论语》也要打折扣。如《论语》中“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的对象是冉有，而《孔子曰》中却为子路。此外，根据墓中出土铜剑、铜弩机、简镞、铜戈及戈鐏，说明王家咀789号墓主为士阶层，文武兼备。这也为战国晚期楚地统治阶级的分化演变提供了新的例证。
中田薰先生（1877-1967）《法制史论集》，岩波书店1985年印本，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曾有一部岩波书店赠书，后归图书馆大库。承姜伯勤先生教示，1999年曾借阅一过。我的博士论文中曾征引其“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所见比较法资料”。卷四所收《古法杂观》《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补考》是中田先生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三篇论述，第一篇是中日古代法律的比较，第二篇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学术讲演纪录稿，第三篇是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定稿，俱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中田薰已退休多年，他原计划退休后以从事《圣经》考证为消遣。近四十五年来秦汉法律简牍的大量出土，为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原动力，特别是益阳兔子山七号井所出汉惠帝四年木牍44章的律目和胡家草场12号汉墓所出37种令名，展现了汉初萧何区分律令制定法律的伟大历史功绩。笔者2017年11月间在东京六义园旁东洋文库重读此书，不禁感慨系之。
中田薰早年醉心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而走上研究法制史的学术道路，在其恩师宫崎道三郎发凡起例的基础上进行唐令辑佚的工作，后来将这一工作传给弟子仁井田陞，仁井田陞1934年以其名著《唐令拾遗》获日本学术院恩赐赏。我在日本曾听水间大辅教授讲，中田薰对待弟子要求极其严格，仁井田陞每次到中田研究室门前都有夺路而逃的想法！中田薰门下“六大子弟”，专攻日本法制史的金田平一郎、高柳真三、石井良助，专攻罗马法的原田庆吉，专攻西洋法制史的久保正幡，专攻东洋法制史的仁井田陞是昭和时期日本法制史学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使日本的法制史学科走在世界的前列。
科学上的每一步求索，总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地不爱宝”的大好时代，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晚清以来中国文明史的发现和贡献，时常在心头作开卷有益的回顾和反思。这也是学问如何炼成的秘诀所在。
曹旅宁
责编 刘小磊